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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毓海今天的中国需要马克思

发布时间:2019-10-19 07:24:58 编辑:笔名

韩毓海:今天的中国需要马克思

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的新着《马克思的事业:从布鲁塞尔到北京》,从马克思的视野审视当今中国和世界重大问题,入选了“出版总署迎接党的十八大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”。该书的特点,是从马克思的视野分析和解读国际国内形势,同时,又在国内、国际形势的的分析中去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。

党的十八大的报告的鲜明特点,就是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,报告庄严指出: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,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,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。”而在当今欧美世界,特别是自美国“次贷危机”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,《资本论》再次登上畅销着作的排行榜,这一切,都印证了法国哲学家雅克•德里达曾在《马克思的幽灵》一文中所说的:“不能没有马克思,没有马克思,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,没有马克思的遗产,也就没有将来: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,得有他的才华,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。”

马克思对当今世界意味着什么?我们为什么需要马克思?在当下人类世界发生深刻转变的时期,“马克思的事业”意味着什么?对此,韩毓海教授接受了法治周末的专访。

不能没有马克思,不能没有《资本论》

法治周末 :近年,《资本论》成了欧美国家的畅销书,甚至是华尔街的人们热衷阅读的作品。你觉得马克思的理论对当今社会有看起来那么重要吗?

韩毓海 :实际上,马克思的意义,比“看起来”要重要的多。因为离开了马克思,你就不知道该怎么“看”,即不知道怎样去有效地观察和分析我们身处的世界。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马克思?这首先是因为--马克思提供了认识和解释我们身处的世界的基本方法、基本认识框架,这种方法,首先就包括他指出的:“社会”是我们认识自身的出发点,而所谓社会,无非是人们交往方式的产物,从而,有什么样的社会交往方式,就有相应的经济交换方式和一定的生产方式,因此就会有相应的国家、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组织形式--试想,还有那一个人能够像马克思这样言简意赅地将社会、经济和政治综合在一起,从而对人类活动进行如此有力的概括和解释呢?--马克思提供的这个方法,就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基础,离开了这个基础,现代社会科学就解体了。

同时,这也包括马克思对于现代经济发展进程的描述:重商主义-产业经济-金融资本的演进,马克思在三卷《资本论》中,更以逻辑的方式将这三个阶段概括为商品生产-商品流通-信用与虚拟资本之间的关系。迄今为止,经济学家们只是研究了马克思所提出问题的某一个方面,并往往把一个方面夸大为全部,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往往缺乏马克思那样综合和广博的视野;如果没有马克思,我们就无法对经济史进行描述,就无法对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进行逻辑的阐释。

还有,如果没有马克思,我们就无法解释16世纪以来,人类社会、人类世界发生的大转变和大分流的真正动因何在,尽管在西方世界,许多人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,刻意掩盖自己从马克思那里继承的思想方法和理论遗产,这固然是为了维护“政治正确”所采取的姿态---而这恰恰意味着,假如没有马克思,我们就无法解释和了解自16世纪以来,东西方差距、现代社会内部的差距,种族的、地缘的、阶级的和阶层的差距,何以变得不可逆转。

法治周末 :你在《马克思的事业》中谈到: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都不是资本主义,资本主义是对于信用的垄断,是虚拟经济对于生产和交换的支配,因此马克思没有写《商品论》或者《货币论》,而是写了《资本论》。这个论点很独特。在你看来,《资本论》是一本什么样的书?

韩毓海 :我们必须从马克思总体性的写作计划来看《资本论》,而不是就《资本论》谈《资本论》。因为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并没有完成,严格说来,《资本论》留给我们的是一部残稿。因此,我们研究《资本论》,首先应该从马克思总体的写作计划出发,去理解马克思恢弘的视野,而不是仅从《资本论》的残稿出发,误以为那就是《资本论》全部了。

在《资本论》中,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是:信用及其表现--票据,连接起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。因此,支配资本主义总过程的不是商品生产,也不是货币交换,而是信用机制,它表现为资本主义体制的实质是虚拟资本支配实体经济,但我要指出的是,这个论断的鲜明性,在很大程度上却被现有的《资本论》叙述结构掩盖了。法国的哲学家路易·阿尔杜塞的《读资本论》所要阐释的正是这样一种观点:即我们应该从资本主义总体发展的视野去重读《资本论》。

法治周末 :重读《资本论》,可能会让人们认识到马克思思想的重要。但是,使得今天的人们重拾《资本论》的,还是因为目前的世界经济危机。

韩毓海 :没错。我们正面临着资本主义空前的经济危机,这场危机的实质不是什么生产过剩,而是马克思所揭示的:是美国信用的破产引发的,它标志着美国长期以来通过垄断国际信用,大规模发行债务,以债务和虚拟资本驱动世界经济的发展道路,走向了破产。

上次美国大选时我正在纽约,当时还是参议员的奥巴马在总统竞选演说中的一句话,令人印象深刻,他说,今天的危机,不是那一届政府的经济政策错误造成的,而是一种长期支配美国的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造成的。奥巴马的这句“经济学的形而上学”其实采用的是马克思的原话。马克思《资本论》的副标题就是《政治经济学批判》,马克思认为,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就是形而上学,在经济领域,它表现为虚拟资本对于生产和交换的支配,用我们今天说滥了的一句话,就是虚拟资本支配实体经济。结果,有些人就因此攻击奥巴马是“社会主义者”。奥巴马是不是个社会主义者很难说,但他是《资本论》的读者,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。

法国新当选的总统奥朗德,他的政党就叫社会主义党,不知道为什么,人们偏偏把它翻译为社会党。他的名言是,要拯救欧洲经济,就必须重建欧洲的实体经济,要重建实体经济,就只能重视劳动者。如果你今天重视这个阶级,明天又讨好那个阶级,在社会各阶层之间打便宜拳,结果只能是成为路易•波拿巴,那这就不是政治家,而是政客和路易•波拿巴那样的政治投机者。从这个话你就可以看出,他是马克思的《路易•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》熟练而的读者。

布热津斯基在他那本《大失败》中,也提出了一个着名的观点,苏联失败的一个基本教训,就是对于马克思的简单化和粗暴理解。布热津斯基甚至认为苏联人其实根本就没搞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、什么是社会主义。我认为,他的这句话是很中肯的。何况,他所谓“失败”了的,只是指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,同时,他指出中国根据自己国情走出的社会主义道路,则会成功。

全球分裂的原因

法治周末 :“二战”后,从全球趋势来看,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成为了主流。在你看来,在经济、社会、文化全面全球化的今天,如何去认识当今世界中“马克思的事业”?

韩毓海 :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体制绝不是自由市场经济,而是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中所指出的:战争国债-税收-关税体制,在今天西方贸易保护主义严重抬头的情势下,如果说西方是自由市场经济,这恐怕连奥巴马都不会相信。马克思有句名言:“当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‘国民财富’,无非就是它的人民所承担的国债。”而这完全就是今天美国的写照。

我们知道,上世纪70年代是世界秩序发生深刻转变的时代。这个转变的一个突出表现,就是随着美元本位体制的确立而形成的、以美国信用或者美国债务发行来驱动世界经济的新的历史阶段。

说到全球化,1972年,正是在布热津斯基等人的倡导下,成立了美日欧“三边委员会”,其宗旨便是以控制国际金融的方式,来控制世界能源和主要工业品价格。该委员会的头一个“政绩”,便是制造了拉美债务危机,也正是这场危机造成了社会主义在拉美的复兴。因为拉美人民认识到:在美国金融垄断的体制下,靠卖能源谋发展的道路走不通,在美国的金融垄断下,进口替代的工业化的道路也走不通,拉美要真正实现发展,除非摆脱美国金融垄断的资本主义秩序,走一条不同的道路——他们叫做“具有玻利瓦尔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”,而这就是今天乌戈·查维斯总统得到拥护的原因。

同样的,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,通过国际债务关系将欧洲从世界霸主的宝座上推翻,目前则全力打压欧元。这表明:美国对于国际信用的垄断,美国的金融霸权,不但威胁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,同时也威胁着欧洲的利益。美国的这一系列举措,也使得欧洲的政治家们认识到:金融垄断和暴力垄断,这是美国统治世界的两个基本方式。

马克思在《资本论·现代工业资产阶级的起源》中指出的这两点:金融垄断和以有组织的暴力去控制世界地缘政治的核心区,这确实是造成全球分裂的根本动因。这也是使得在位时的萨科齐也去读《资本论》的原因。因为他知道,支配当今世界的不是自由民主的说教,而是有组织的暴力和金融垄断,但这二者绝非什么新鲜的东西,因为马克思早指出过:自从16世纪以来,资本主义控制世界的方式就不过如此,而世界不平等的根源也就在这里。

中国需要马克思

法治周末 :十八大做出了一系列深刻影响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决定,对此,中国社会各界都有不同的解读,包括世界各国也在关注。你个人是怎么看的?

韩毓海 :我们可以从许多角度去解读18大报告,但是其中首要的一条,我认为就是:“18大报告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。”这就包括把人民民主、公平正义、群众路线和共同富裕,摆在了突出位置。

马克思在《法兰西内战》中提出:巴黎公社的一项伟大创举,就是使政治成为一项劳动、一项工作,而不是一种特权,政治工作是普通劳动者同样可以胜任的,它与一般社会生产劳动不应该有等级差别、贵贱之分,这说到了人民民主的实质。

今天,民众的参与觉悟已经大大提高,但是,受资源约束,不同人群的参与程度出现了差别。社会的中间偏上阶层的参与能力,比普通工人农民大,这在关于个人所得税、房产、遗产税征收和减免额度等问题的讨论、乃至政策制订中就有所表现。因此,我们要实现社会公平正义,推动共同富裕,就必须加强基层劳动者代表在各级人大的发言权和参与权。

我自己是海淀区的人民代表,作为来自基层的人民代表,我感到,除了扩大基层普通劳动者代表的比例之外,还必须要求基层代表必须真正生活在基层、真正保持基层劳动者的本色,关键是为基层劳动者说话,回应基层人们群众的要求:养老、住房、教育、医疗和就业,而不是、起码不仅是回应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的需求:宝马、别墅和高尔夫球场以及出国购物。

法治周末 :在你的着作《五百年来谁着史》中,你多次强调国家组织能力的问题,认为中国几百年来对基层组织不力,是政府过于“无为”造成的。而如果政府过于“有为”是不是会对社会空间造成挤压?

韩毓海 :首先,我们要纠正一个比较典型的常识性错误,这个错误,就是混淆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、人民国家与中国传统的王朝之间的根本区别。中国的传统王朝不是国家,它的统治机构是朝廷,朝廷又分为“内朝”与“外朝”,内朝以皇帝为中心,外朝以宰相为中心,彼此争斗不已。前者是皇权,后者接近于国家政府。明代胡惟庸案之后取消了宰相,皇帝只凭内朝执政,故皇权的膨胀与国家的衰败是一个同步的过程,国家能力的下降,自明代之后表现的非常突出。国家的衰败在晚清之后达到了高峰,其表现就是对外不能抵抗帝国主义列强,对内不能回应人民的要求。

其次,所谓“政府”与“社会”及其对立的说法,则是抽象的、含混的,从严格的学术角度讲,这种抽象而含混的说法没有什么意义。准确的说法是:这里的“社会”,是指市民社会,政府,则是指现代代议制政府,市民社会并不是天然的,而是指通过商品生产和交换联系和组织起来的社会,那么,代议制政府为什么会成为了压迫市民社会的破坏性力量呢?因为西方代议制政府也不是天然的,它是从筹措国债、征收国税、制订关税中发展起来的,当它把无尽的国债、税收和战争动员令加到市民社会头上的时候,它就成为市民社会的破坏性力量(关于这一点,我们可以看看奥巴马近的竞选演说)。当议会、代表、垄断金融机构、媒体、律师成为一个不代表生产和交换的市民社会领域,而只代表它自己的特殊利益的集团的时候,代议制、代言制和代表制就成为生产和交换的破坏性力量。

要重建社会或者市民社会,这就需要人民民主,用马克思和列宁的说法,就是劳动者参政乃至执政,以此来纠正代议制的国家机器的弊端和异化。国家总是需要的,的关键是谁掌握国家,劳动人民掌握国家机器,国家机器保卫劳动者的利益,这就是真正地重建市民社会,并使社会支配国家。

我是有信心派

法治周末 :你之前是研究文学的,这次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国内引起很多争论,左派和右派都找到了批评莫言的理由,也都有赞同他的理由。你怎么看?

韩毓海 :我一向不赞成左派、右派这种划分,中国士大夫一个极大的历史缺点、痼疾,就是宗派主义。我自己不属于那一派,我对“分派”、站队极其反感。但如果说今天的中国有“有信心派”和“没有信心派”、“丧失信心派”,那我算是有信心派,对中国的发展和未来有信心。这包括我们之所以敢于正视问题、不掩饰各种矛盾,就是我们因为有信心解决问题,有信心逐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。

同样的,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很有信心,我认为,只要老老实实为人类五分之一而写作,他就会感动世界。莫言获奖首先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,但还有一个,就是他宽厚和包容的品格,他用宽厚包纳了狭隘,用幽默和智慧化解了偏见,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:用磅礴的汉语叙述升华了高密东北乡的“光辉灿烂和王八蛋”。

我们要尊重自己的前人,尊重自己的文化和历史,靠骂前人来抬高自己,这是可笑的。

莫言的创作也是建立在“五四”以来的新文化传统基础上的,是鲁迅传统发展的一部分,莫言很诚实地表达了对于历史和前人的尊重,什么是文化自信?莫言在这里表达的就是文化自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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